歌剧院是一个建筑，是一个艺术展现的系统。正当国内某歌剧院传出全球招聘院长职位之时，我不禁想起了数个月前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也在全球招聘总经理。重大艺术机构一把手的全球招聘，无疑是从内部流通走向公开招标的一大进步。但问题也接踵而至，比如担任招聘委员会的评委本身是否具有足够的能力和高度来鉴别前来应聘的国际人士，所谓的全球招聘的信息是否真正实现了多语种的全球发布，国际招聘更多是走走形式还是力求变革？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不妨以宽泛和包容的眼光，检索一下全球主流歌剧院的一把手都是谁，或许继而能得出，国内正在招聘院长的歌剧院，需要何种院长的答案。

 

 

从全球层面来讲，歌剧院的领导设置一般由代表行政领导的总经理或院长以及代表艺术领导的音乐总监组成。在一些情况下，歌剧院会设置艺术总监，担当行政与艺术管理职能，下辖音乐总监，一般由指挥家担任，负责乐季安排。

 

以预算规模计，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无疑当之无愧为全球头把交椅。该歌剧院的前任总经理约瑟夫·沃尔普从歌剧院的木工做起，一直爬到总经理宝座，其领导风格务实节俭，属于典型的白手起家派。他退休后，2006年，歌剧院任命彼得·盖尔伯为总经理。盖尔伯此前并无歌剧院管理经验，但凭借在索尼影业及唱片的经历，拥有丰厚的商业操盘和融资人脉。他上任后便推出了高清歌剧影院转播，引领全球风尚，还全力平息了去年的劳资矛盾，化解罢工之虞。在新作委约方面，盖尔伯委约谭盾创作的《秦始皇》和委约加拿大导演罗伯特·勒帕吉执导的“指环”全集都耗资巨大但收获的评论不一。他为了讨好犹太裔赞助人拿下菲利普·格拉斯《科林霍夫之死》影院直播，要求半官方的《歌剧新闻》杂志不得刊登关于大都会歌剧院的负面评论的两则决定招致国际社会的一片骂声，又不得不收回成命，为自己的影响力减分。

 

相较于白手起家的沃尔普，盖尔伯是典型的商业操盘手。此外斯卡拉歌剧院的总经理亚历山大·佩莱拉更是让业界肃然起敬的融资高手，集精明商人和高明文人于一身。

 

 

第三类歌剧院一把手被归类为“烧钱博眼球”派，代表人物是吉拉德·莫迪埃。莫迪埃历任萨尔茨堡音乐节、巴黎国家歌剧院、纽约市立歌剧院（仅候任）和马德里皇家剧院总经理。他所主持的歌剧院无一不是享受全额国家补贴，资金雄厚的国家级殿堂剧院。莫迪埃无论在哪里，都会以博人眼球的歌剧委约和制作引起全球关注，比如在萨尔茨堡的《蝙蝠》，在巴黎的一系列亚纳切克新版制作，在纽约委约的歌剧《断背山》并在马德里首演，都为他赢得了大胆勇猛的美名。去年炒了音乐总监弗朗茨·维尔瑟-莫斯特鱿鱼的维也纳国立歌剧院院长多梅尼克·梅尔亦属此例。梅尔在任期间推出了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收费在线高清视频转播业务，更是让歌剧院参与了《碟中谍5》主要取景，为歌剧院的知名度提升立下汗马功劳。

 

第四类是导演执政。相较于交响乐团的指挥，歌剧行当中历来由导演和指挥并驾齐驱。由导演担任歌剧院院长或者艺术总监，在欧美一线歌剧院有着深厚传统。美国华盛顿国家歌剧院的总监便是女导演弗朗切斯卡·赞贝洛，她接替的是享有很高名望但管理水准平平的普拉西多·多明戈。英国皇家歌剧院艺术总监帕斯卡尔·霍尔登历任丹麦皇家歌剧院艺术总监，是一位驰骋欧洲的歌剧导演。柏林国立歌剧院目前实行双总监制，由导演荣根·弗里姆与指挥家丹尼尔·巴伦伯伊姆担任。柏林喜歌剧院的院长兼艺术总监巴里·考斯基是一名拥有黑色幽默的风格诡异的歌剧导演。导演担任歌剧院总监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在欧美的歌剧院，导演往往凌驾于指挥之上，因此在导演、指挥和演员之间通常有戏剧解说（dramaturg）的职位设置，用来调节可能出现的矛盾。戏剧解说既担任着导演诠释的职能，又负责对导演行监督提醒之事。这一重要职位在国内歌剧院的普遍缺失，恰是国内歌剧界的短板所在。

 

因此，在国际上担任歌剧院院长的大约有四类人物。白手起家派，代表人物是沃尔普和澳大利亚歌剧院（不同于悉尼歌剧院）艺术总监林登·泰拉奇尼。商业操盘手，代表人物有佩莱拉和盖尔伯。烧钱博眼球的则有梅尔和去世的莫迪埃。导演执政拥有最广泛的基础，也是欧美歌剧院的常规配置。

 

反观国内歌剧院，指挥家、政治家、作曲家和歌唱家担任歌剧院院长为数不少。反倒是导演往往最受忽略，那是因为国内的歌剧导演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属于弱势群体。但近年来涌现出两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歌剧导演：易立明凭借与郭文景搭档的《骆驼祥子》在都灵皇家歌剧院首秀获得乐观的媒体评论，李卫身为法国布列塔尼歌剧节艺术总监，一向以惊悚而大胆的创意着称。在“北有立明，南有李卫”的格局下，中国的歌剧院有没有可能尝试由导演出任院长，走出国际招聘的形式和体制框架的教条，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呢？拭目以待。